“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困境与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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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困境与向度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6-07-28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第11 卷第4 期J

OURNAL OF ZHEJIANG VOCATIONAL ACADEMY OF ART 文章编号: 1672-2795 ( 2013) 04-0088-07收稿日期: 2013-06-27

作者简介: 王拓( 1985— ) ,男,山东滨州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天津300072)* 本文系201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第一批) 《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建设及口述史方法论再研究》阶段性成果。

( 项目编号: 11&ZD064)①如早在1992 年,陕西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李小江教授所主持的“20 世纪妇女口述史”研究项目中,就设有“三访‘剪花娘子’库淑兰”的子课题,该课题从地域文化、历史发展和妇女心理等角度对陕西旬邑县剪纸艺人库淑兰的艺术现象进行了剖析。

参见杨洁: 《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1999 年第2 期,第186 页。“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困境与向度*——— “非遗”口述史研究文献述评王拓摘要: 近年来学界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下简称“非遗”) 传承人口述史的研究文献主要聚焦于理论与方法论研究、田野实践、口述史料的延展性研究、“非遗”口述史档案化研究四个层面。

基于口述史学学科研究的滞缓以及“非遗”自身宏大而复杂的体系,“非遗”口述史的学术认知存在较大差异,尚难形成普适、系统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非遗”口述史应尽快从“行动的实践”上升到“理性的思考”。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 口述史; 困境; 研究文献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一、“非遗”口述史的研究视角

口述史作为20 世纪中叶在美国兴起的一门史学分支学科,以挖掘史料与再现底层声音的专业优势在引起史学界重视的同时,也博得了其他人文学科领域的关注。中国现代口述史学正式肇始于20世纪80 年代,尽管当代中国的口述史学科起步较晚,而且国内学界对口述史的科定位、学术特征以及研究范式等诸问题仍存在争议,但经过半个世纪左右的发展,口述史研究亦愈趋成熟。特别是在文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人文学科以及农村社会生活史、社区史、劳工史、妇女史、人物传记等史学领域中不断地涌现出自觉运用口述史研究方法来解释发生在历史时空中或当下情境中的社会事件和文化现象。此类研究亦选取“非遗”传承人作为研究对象之一。

①口述史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广泛运用逐渐使得学界开始重视口述史方法论的研究价值。“非遗”口述史继承了当代口述史学注重史料收集、跨学科研究、侧重研究对象的平民化以及引进数字化技术的学术传统。以采撷“非遗”传承人的人生史、文化记忆与技艺知识为主体,用现代化多媒体技术将民间艺人的传承历史、制作技艺以及生态环境加以讲述和记录。所以说,“它是史学家研究和建构个人生活历史、情感记忆和群体记忆的基本方法。这就在不同的知识层面乃至社会需求层面,显示了口述史研究正在凸显的文化意义与现实价值。”[1]而我们认为,这种所谓的“文化意义”与“现实价值”恰恰与“非遗”传承人口述史在价值认知层面相吻合。

·88·┃ 王拓: “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困境与向度┃VOL . 11 NO. 4 2013. 12

当前学界对“非遗”口述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戏曲、音乐、电影、电视剧、舞蹈、美术、口传文学等艺术学领域。以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为例,自2009 年以来,“非遗”口述史的课题立项在专业领域中逐渐增多。从2003 年艺术学有关口述史研究项目的首次立项开始,至2012 年总共立项13 项。其间, “非遗”的口述史项目从2007 年首次立项,随后2009 年1 项,2011 年与2012 年连续两年分别立得2 项。

在国家社科艺术学口述史研究项目总数( 2003—2012) 中, “非遗”口述史( 包括涉及到) 研究的项目数量为7 项,占据总数55%。这种趋势不仅反映了学界对口述史研究方法的认可,同时也反映出学界已经意识到利用口述史来研究和抢救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然,其他艺术学口述史研究项目的增多也反映出学界正在自觉地利用口述史的方法对当代艺术如电影、电视剧制作以及舞蹈等进行研究,这也能够及时地为未来研究当代各种艺术门类的发展奠定一定的史料基础。( 参见附表)

二、“非遗”口述史的研究成果对目前学界已发表与“非遗”相关的口述史论文数量的不完全统计,自2005 年至今约有30 篇的期刊论文从不同学科的视角对各类“非遗”项目( 如民间美术、口头文学、音乐、舞蹈、神话、礼仪、手工技能等) 及其有关传承人进行了口述史调查。① 根据研究角度和侧重点的不同,笔者将研究成果大致分为理论与方法论研究、田野实践、口述史料的延展性研究以及“非遗”口述史的档案化研究四个方面。

1. “非遗”口述史理论与方法论研究王海霞在《民间美术传承人的口述史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一文中认为,“非遗”口述史不仅是形式活泼、充满感性的心灵史,而且具有“保持第一手资料”的“原生态”价值。作者以民间美术传承人为例,对“非遗”口述史的项目选择原则、口述史料文本的整理原则、口述史记述内容三个方面进行思考后认为,“非遗”口述史的选择项目“必须是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民间美术品类”,从中既可以选取某一位传承人作为记述对象,也可从同一品类中将不同地域、风格的多个传承人的讲述进行整合。但传承人“必须是亲身从事该类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平的代表,其作品具有传承性、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而口述史应叙述的内容主要为七个方面: 传承人的学艺经历作为传承人的家族或师承关系的描述; 对传承人的从艺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和事件; 制作技艺和过程的记述; 传承人从艺的心路历程; 传承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介绍; 对传承人产生影响的生活和创作相关的习俗和文化事项的记述; 访谈者对传承人所述内容的评介、分析及感想。同时,作者指出传承人对口述内容的叙述原则应真实客观。

[2]此外,作者在另一篇《民间美术保护工作应注意的两个问题》中认为,“非遗”口述史具有“还原历史、还原生活”的意义。对它的采写过程、文本整理应以科学严谨的治学和客观的立场进行。

[3]应该说这两篇文章是国内美术界较早发表“非遗”口述史研究的文章,具有一定启示性。但作者将“非遗”口述史的采访对象仅限于那些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与传承人群体,凸显了早期“非遗”口述史研究在理论和操作方法上的局限性与薄弱性。苏新有在《利用口述历史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则与方法》一文提出, “非遗”口述史调研应遵循和注意的三项原则,即个体口述与群体口述的广泛性原则、不同传承人之间口述内容的互证及口述资料与文献资料的互证性原则、传承人生活隐私与代际间传承的矛盾以及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的保护性原则。

[4]上述观点都是“非遗”口述史在田野实践中所面临的现实性问题,值得深入的思考和讨论。郭平在《年画传承人口述史田野作业的方法与思考》一文中,通过对年画传承人口述史的田野采录实践,对“非遗”口述史进行了方法论层面的深入探讨。文章认为,“非遗”口述史将传承人的口头记忆( 无形的记忆) 变成有形的、文字可以记载的,相对比较牢靠的、比较确定的一个方式。其注重“原生态”资料收集与整理的原则,与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所秉持的田野调查方法论非常契合,是一种有力的方法上的支持。文章从口述史问题的设计、访谈技巧( 注重细节) 、记录要点( 年画史、人生史、工艺流程) 、兼顾外围( 传承人周围的相关群体) 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田野作业的方法。同时,作者对传承人口述史料整理过程中“原生态”资料的转换与留存、创作加工当中处理·89·①统计根据来源于中国知网学术资源数据库, http: / /www. cnki. net /,2012-12-10。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第11 卷第4 期JOURNAL OF ZHEJIANG VOCATIONAL ACADEMY OF ART访谈者主观性与传承人话语权和口述史的原真性、如何借鉴文献资料、口述访谈对于唤醒传承人的文化自觉意识等问题提出了颇有价值的看法。

[5]在其另文《年画传承人口述史田野调查回顾》中,作者还总结了“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的田野经验:“第一,统一规范、统一体例。第二,注重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第三,既重视对传承人进行详细调查,也兼顾相关知情人的访谈。第四,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文字记录和录音、录像、摄影并举,实现立体的全面的记录。第五,口述采录与制作流程记录并举。”

[6]应该说,两篇文章对传承人口述史的研究表现出理论与方法论上的突破。陶立璠在《口述史记录“非遗”,功不可没》一文中,将“非遗”口述传承人分为两种类型: 对距离现实比较近、传承者比较多的传承群体与对距离现实比较远、传承者年事已高的人。文章认为“非遗”的发展境况正在从前者向后者转移,因而对于前者应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做口述记录,而后者无论是代表性传承人抑或是旁观者、亲历者都应做口述记录。

[7]文章根据民间艺人的生存现状和传承趋势对如何选择“非遗”口述史的采访对象进行了合理的分析。在民间音乐研究方面,臧艺兵的《民间歌手研究的口述史模式———理论视角与方法》一文,应是国内最早运用口述史研究“非遗”并尝试建构“非遗”口述史方法论的文章。① 文章认为,口述史可以为研究民间歌者( 民间艺人) 提供获取事实的途径。同时提出了“民间歌手的口述史研究模式”,即以“民间歌手口述历史为中轴、为基本事实的主线,然后再辅之以不同的理论阐释视角。”

[8]即先做民间歌手的口述史,然后再从不同的角度,如人文地理环境,身份表演场合状态和过程,民歌、社会、历史文化变迁,充实丰富和阐释其社会角色的全部内容。作者提出可参照该研究模式对民间画者、手工艺人等各类“民间艺人” ( “非遗”传承人) 展开口述史究,应该说此研究范式带有一定的普适性意义。此外,作者在另一篇《口述史与音乐史———中国音乐史写作的一个新视角》中,立足于史学角度分析了口述史方法辅助音乐史书写的价值。( 1) “音乐史领域是与口述史最具亲缘关系的领域之一。” ( 2) 就音乐史本身来看, “口头传播的民歌当然是音乐历史的主要内容之一”。( 3) 口述史特别对被社会所忽视的边缘群体如农民音乐、工人音乐等非主流音乐生活给予更多的关注。( 4) 口述史能够突破音乐范围的局限将音乐同广泛的社会生活相联系。( 5) 可以“使我们体验直接、真实的历史声音”,便于人们获得更加公正客观的历史认知途径。

( 6) “对于音乐历史来说,它更能够使人们了解到音乐背后的社会动因、音乐周围的文化互动以及音乐与生命之间的动人细节。作为以声音为核心内容的专题历史,口述史拓展了音乐历史的发展空间。”

[9]同领域,新近高贺杰发表的《口述,史? ———基于Ethnomusicology 的“口述史”反思》则深度阐述了口述应是一种史料的、言语的、情境的,亦是选择的、经验的、交流的历史文本,而非田野对话所转换的报告式文本。“口述史”的功效应定位于“社会记忆”,而且更是一种最趋于“真实”的历史情境。

[10]新近发表的文章中,王小明在《口述史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提供的新视角》文中,从宏观角度探讨“非遗”口述史理论价值和实践方法的文章。文章首次对“非遗”口述史进行了概念定义: “经过学术和技术准备的访谈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合作,有计划、有目的地录音、记录、整理、保存并研究他们的个人自述,以便为当代以及未来的文化遗产研究提供有声的备忘材料。”作者认为“非遗”口述史研究呈现出“个体化,学术合作的过程,拓展‘非遗’研究的空间,提供很强的‘口头’备忘材料,可以让研究人员和后人‘听到’文化遗产的声音”的五个学术特征。同时,作者结合田野实践总结出“非遗”口述史访谈的实施阶段和技术规程( 即“非遗”口述史访谈工作流程分为预备、访谈、整理、定稿、审查、出版) 。作者认为口述史“不仅可以得到原始的宝贵资料,而且能够填补文献资料中遗产事项真实性、细节性的缺陷”。同时,还能更好地把握文化遗产研究的脉络并为其提供新的思路

[11]冯莉在《口述史与传承人———冯骥才先生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方法初探》一文中以冯骥才先生对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的研究为个案,分析和梳理了“非遗”口述史访谈技术、记录原则和整理方法。作者认为传承人口述史的访谈艺术应遵循主动、平等、细节三个原则,而记录时应当忠实记录、保持信息·90·①该文系作者将博士论文《武当山民间歌师研究———民间歌者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中导论的部分内容改写而成。2003 年12 月在香港中文大学通过答辩。┃

王拓: “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困境与向度┃VOL . 11 NO. 4 2013. 12完整、突出重点性。同时,作者提出的对于传承人口述史的整理“要像作家写人物那样富有细腻的情感”,在将传承人口述史的语言转换为文字文本时,“需要用散文和随笔的笔法,既简洁灵活,又能抓住传承人口语的特点。”而且“这需要整理者具有较好的语言和文字功底”[12]。对于保持口述内容的原真性而言,上述观点似应值得商榷。此外,潘讯在《关于“苏州评弹口述史( 百年) ”的构想》一文中立足于史学角度,提出以苏州评弹艺人的口述史为主体,建构以艺人史为中心,旁及艺术发展史、书目传承史、流派演变史、书场史、社团史等专题的研究体系,希冀呈现苏州评弹与江南文化社会之间的因应、互动关系。[13]

2. “非遗”口述史的田野实践当下“非遗”口述史的田野实践更多的是从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角度对“非遗”传承人口述史料的收集、记录和整理。此类文献具有针对性和专门化特点,并多以系列专著或丛书的形式结集出版。如民间音乐类传承人口述史著作《民歌与安魂: 武当山民间歌师与社会、历史的互动》( 臧艺兵著) 是我国第一部“尝试将口述史方法引入民族音乐学领域”的音乐学专著。

[14]作者将口述史方法引入民族音乐学研究,在“非遗”传承人( 武当山民间歌王姚启华) 及其妻子口述文本的基础上,对传承人60 年来的命运以及人生历史,与音乐之间互为建构的历程进行了综合性的多维考察与描述和阐释。民间美术与手工技艺类的“非遗”口述史成果以《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 王文章主编) 与《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 冯骥才主编) 最具代表性。前者选取了唐卡、剪纸、年画、皮影戏、惠山泥人、土家织锦、陶瓷、风筝、布袋布偶、雕漆共10 项民间美术类“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为口述对象,对传承人的生活、学艺经历、传承关系、作品内容、相关禁忌和习俗等进行了口述实录。

[15]后者则是专门性地对全国19 个木版年画产地的年画传承人( 50 余位) 进行家族传承史、艺人个人史、技艺流程等方面的口述采录。同时,对年画传承人的个人资料、传承谱系以及年画在当地的特殊称谓、代表作品的藏版等都做了相应的详细介绍。

[16]应该说上述两部丛书也带有明显的研究范式的特征,体现出研究者较强的方法论意识。《传人: 浙江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档案集萃》( 《浙江档案》杂志社编)

[17]与《口述历史: 我与“非遗”的故事》(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8]按照“非遗”项目分类,利用口述史方法对数十位民间艺术( 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 传承人的学艺经历、艺术制作技艺、创作表演的心路历程、从艺的心得体会等进行图片、影像和口述文本的记录,成为浙江“非遗”传承人集体记忆的缩影。这几部文献是目前国内“非遗”传承人口述史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其他文献,如《传承者的口述史———记吐鲁番木卡姆传人吐尔逊·司马义》

[19]与《吐鲁番木卡姆口述史研究》( 狄佳著) 通过对吐鲁番木卡姆传承人吐尔逊·司马义以及受众、研究者及周边人员等不同社会身份的群体的口述,探寻了音乐同社会、民族、群体和个人等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音乐与政治、经济、民俗及教育等方面的相互作用;

[20]劲草、胡文平在《远去的记忆: 麻地沟刀山会口述史调查》一文中,结合青海民和县麻地沟村表演目连戏的老艺人的口述史信息,对目连戏的渊源流变、剧本、表演仪式、演出目的等进行了思考。

[21] 此外,臧晓曦的《壮族女性与民歌传承———歌手黄榆婷口述史》

[22],阮宝娣编著的《羌族释比口述史》

[23]等对具有不同人生阅历与表演经验的少数民族艺人进行了口述史采录,为少数民族古老习俗和民间文化传统积累了第一手资料。3. “非遗”口述史料的延展性研究“非遗”口述史的延展性研究是基于传承人口述史文本本体的研究以及围绕其口述文本结合与相关文献所进行的互为补遗性研究,旨在对“非遗”事项历史的内隐、细节等问题进行梳理与澄清。如姜彦文在《口述史中的杨柳青年画》文中,以一个世纪以来天津杨柳青年画的“收集与研究” “历史追溯”“流传实物”“保护”“复苏”“创作与工艺”“民间画诀”等若干问题为线索,探讨了艺人口述、文献与实物之间相互结合、参照、佐证的关系。文章认为, “非遗”传承人( 口述者) 的选择,首先应当“尽量选择与上一辈的老艺人有直接关系( 师徒或亲属) 的正宗传人”,其次“要选择那些在当前技艺最全面和高超的传承人”

[24]。谢忠军在《口述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以甘肃红堡子地区“打土匪”早期口头表述为例》一文利用收集的口述史料,探究了“打土匪”事件从·91·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第11 卷第4 期JOURNAL OF ZHEJIANG VOCATIONAL ACADEMY OF ART“史实到传说”,即早期口头表述形式历史传说化的演进过程和内在规律。同时,根据“非遗” ( 民间文学类) 早期口头表述形式的自身特点和存在形态,探讨其基于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和文化批评的四个研究维度。

[25]齐琨的《颠覆抑或延续———关于徽州乐人阶层变迁的口述与文献研究》将口述文本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厘清了徽州乐人阶层从小姓向大姓变迁的历史过程。[26]4. “非遗”口述史的档案化研究“口述档案”的概念在档案学界莫衷一是,难以形成统一定论。口述史料的文献属性必然涉及到口述史纸质文本、影音介质如何进行保存的问题。虽然目前针对传承人口述史档案化保存的研究尚属空白,但基于档案学研究视角进行“口述档案”研究的文献却比比皆是。限于篇幅,本文仅甄选吕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中的口述档案》一文略作表述。该文鉴于“口传心授”在“非遗”传承中的主体地位,认为“口述历史、口述资料、口头传说、活档案”等都属于口述档案的范畴,如此才能有利于“非遗”的保护。同时,文章还指出当前学界对于口述档案的认识处于缺位状态,尚未形成规范的工作办法和程序。文章建议应加强口述档案的宣传和学术研究( 倡导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档案数据库) ; 规范口述档案管理工作; 全国范围内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资料中心。[27]应该说传承人口述史( 特别是抢救式记录的) 的保存研究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口述档案”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为“非遗”口述史料的归档、存储以及数据库建设、数字化保存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困境与向度综上所述,“非遗”口述史研究的成果始终不曾脱离口述史学的学术滋养。口述史学所存在的如“口述史理论性研究相当薄弱,学科定位的不明,传统史学对口述史的责难”[28]等诸多困境,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非遗”口述史研究的进程。面对口述史的表面“火爆”,有学者认为,推进其发展的动力并非来自学界内部,而更多的是来自社会各界如出版社、杂志社及电视台等媒体的强大的运作外力。其具体表征是: 口述史定义的辨析不清、学科归属不定、访谈操作规范不统一、系统研究缺失以及对口述史真伪性的质疑等等。这种状况说明中国大陆的口述史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且“基本停留在较浅的层次,以体验、感受为主,缺乏针对口述历史的操作、本质及相关领域的研究”[29]。对于“非遗”的保护工作来说,科学性是一个须臾不能离开的原则。[30]传承人口述史采录的科学性是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前提之一。而当代口述史学所表现出的上述几种困境,不仅滞缓了口述史学自身的学科建设,同样对于“非遗”口述史理论构建与方法论研究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制约。宏观上看,当前“非遗”口述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参差不齐,缺少有深度、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微观角度讲,基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学以及艺术学( 美术学、音乐学、舞蹈学、戏剧与戏曲学) 等学科的研究对象、角度的不同,“非遗”口述史的概念理解、对象遴选、访谈模式、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等等在认知层面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具体可概括为: 对口述史的基本概念理解混乱; 遴选对象以代表性艺人为主,忽视周围相关的文化受众; 访谈模式单一,访者与口述者缺少深入交流; 传承人口述史的田野调查缺少成熟、统一的操作规程; 研究方法偏重口述史的采录,轻理论与方法论研究。此外,基于传承人口述史文本内容的延展性研究的缺失,对传承人人生价值观念、信仰、心灵以及情感对民艺创作的影响等深层次研究基本处于空白。至于口述史的档案化保存,学界更无人问津。诸如此类问题都应当引起学界的反思。“非遗”口述史研究在学界内初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口述史在“非遗”保护中的巨大潜能正越来越得到体现,它的应用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调研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持。而传承人口述史研究各自为战的状况对建构基本的、带有示范意义的“非遗”口述史理论体系有着着实不利的影响,因此,“非遗”口述史的研究趋向应当尽快从“行动的实践”上升到“理性的思考”。这种方式的转变不仅是围绕对“非遗”传承人进行有针对性和目的性的口述访谈,来获取传承人对民俗文化、手工技艺等历史记忆与解释,更应当是在此基础上建构“非遗”传承人阶层“草根文化”的独立体系,以增强他们的集体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和自觉。由于中国当代口述史学研究的滞缓、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自身的宏大与涉及学科领域的庞杂,对“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理论与方法·92·┃ 王拓: “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困境与向度┃VOL . 11 NO. 4 2013. 12的研究恐将长期处于摸索的阶段,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可谓任重而道远

附表: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 123 项)项目负责人项目名称立项类别立项批准号陈必强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研究国家重点12AC003高度中国民族民间舞口述史研究

★ 国家一般12BE035许德宝西安鼓乐口述史

★ 国家西部12ED115金晖武陵山土家族民间美术传承人口述史研究

★ 国家西部12EF1182011 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 142 项)项目负责人项目名称立项类别立项批准号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建设及口述史方法论再研究

★ 国家重大11&ZD064刘青弋中国当代舞蹈口述史研究国家一般11BE043李措毛史诗《格萨尔》“口述”中的乐舞研究☆ 国家西部11EE136王挺浙江省戏曲传承人口述史及数字档案创建

★ 国家一般11BB021张金尧经典电视剧主创者“口述历史”及理论溯源国家青年11CC0922009 年度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 102 项)项目负责人项目名称立项类别立项批准号王安奎昆曲口述史

★ 国家重点09AB002郑宜庸中国电影编剧口述史国家一般09BC028吴迪中国电影口述历史研究国家一般09BC0312008 年度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 102 项)项目负责人项目名称立项类别立项批准号王林中国当代美术口述史国家一般08BF512007 年度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 105 项)项目负责人项目名称立项类别立项批准号王海霞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传承人口述史数据库

★ 国家重点07AF072003 年度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课题( 120 项)项目负责人项目名称立项类别立项批准号廉静百位文艺家口述资料抢救整理与研究国家一般03BA015注:

★为“非遗”口述史项目,☆为涉及到“非遗”口述史研究的项目参考文献:[1] 李向平,魏扬波. 口述史研究方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8.[2] 王海霞. 民间美术传承人的口述史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M] / /王文章.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论文集.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288-290.[3] 王海霞. 民间美术保护工作应注意的两个问题[J]. 美术观察,2007 ( 11) : 18-19.[4] 苏新有. 利用口述历史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则与方法[J]. 中州学刊,2010 ( 5) : 286-287.[5] 郭平. 年画传承人口述史田野作业的方法与思考[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27 ( 6 ) :36-40.[6] 郭平. 年画传承人口述史田野调查回顾[M] / /冯骥才.·93·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第11 卷第4 期JOURNAL OF ZHEJIANG VOCATIONAL ACADEMY OF ART年画研究.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 18-21.[7] 陶立璠. 口述史记录“非遗”,功不可没[N]. 中国艺术报,2011-09-21.[8] 臧艺兵. 民间歌手研究的口述史模式———理论视角与方法[J]. 音乐研究,2005 ( 4) : 21-25,46.[9] 臧艺兵. 口述史与音乐史———中国音乐史写作的一个新视角[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 ( 2) : 47-51.[10] 高贺杰. 口述,史? ———基于Ethnomusicology 的“口述史”反思[J]. 交响( 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2012,31( 6) : 55-60.[11] 王小明. 口述史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提供的新视角[J]. 西北民族研究,2012 ( 3) : 99-104.[12] 冯莉. 口述史与传承人———冯骥才先生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方法初探[M] / /冯骥才. 年画的价值: 中国木版年画国际论坛会议论文集.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2012:166-175.[13] 潘讯. 关于“苏州评弹口述史( 百年) ”的构想[J].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2012 ( 3) : 119-123.[14] 赵书峰. 民歌与安魂———武当山民间歌师与社会、历史的互动( 书评) [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 ( 3 ) :142-144.[15] 王文章. 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6] 冯骥才. 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17]《浙江档案》杂志社. 传人: 浙江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档案集萃[M].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2011.[18]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口述历史: 我与“非遗”的故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9] 狄佳. 传承者的口述史———记吐鲁番木卡姆传人吐尔逊·司马义[J]. 大众文艺,2011 ( 8) : 169-170.[20] 狄佳. 吐鲁番木卡姆口述史研究[D]. 乌鲁木齐: 新疆师范大学,2011.[21] 劲草,胡文平. 远去的记忆: 麻地沟刀山会口述史调查[J]. 青海社会科学,2006 ( 3) : 108-115.[22] 臧晓曦. 壮族女性与民歌传承———歌手黄榆婷口述史[J]. 柳州师专学报,2009,24 ( 3) : 7-10.[23] 阮宝娣. 羌族释比口述史[M].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1.[24] 姜彦文. 口述史中的杨柳青年画[J]. 北方美术( 天津美术学院学报) ,2011 ( 1) : 63-68.[25] 谢忠军. 口述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以甘肃红堡子地区“打土匪”早期口头表述为例[D]. 北京: 中国艺术研究院,2011.[26] 齐琨. 颠覆抑或延续———关于徽州乐人阶层变迁的口述与文献研究( 上、下) [J]. 黄钟( 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2010 ( 3) : 139-147,2010 ( 4) : 105-110.[27] 吕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中的口述档案[J]. 甘肃社会科学,2008 ( 3) : 180-181.[28] 姚力. 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12 ( 1) : 96-100.[29] 王军. 中国大陆口述历史研究现状综述[J]. 文化艺术研究,2009,2 ( 3) : 39-41.[30] 吴文科.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性原则[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5,3 ( 2) : 115.( 责任编辑: 李宁)

Dilemma and Trends of Research on Inheritors’Oral History—Research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Oral History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WANG Tuo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oral histor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ocuses mainly onth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research,field practice,study ductility and archives of the oral history of intangible culturalheritage and so on. Because of the delay in oral history research and the complicated system of intangible culturalheritage,the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the oral histor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different,and is difficultto form a universal,systematic and complete theory system. Therefore,the oral history should be improvedfrom activity practice to rational thinking as soon as possible.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 oral history; dilemma; research literature·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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